近日，商务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等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这是我国首个海外综合服务领域的指导文件，旨在构建一个央地联动、内外贯通的海外综合服务新生态，直面出海企业在合规、金融、维权等方面的痛点难点，为它们在风高浪急的国际市场中行稳致远提供系统性支撑。

赋能之策 精准破解痛点

“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中国企业出海面临的最紧迫挑战是一个‘复合型风险矩阵’，它由地缘政治冲突、系统性合规壁垒、以及供应链韧性不足三大挑战交织构成。”前金融从业者、现深圳东风环境有限公司副总裁胡双对中国工业报表示，地缘政治冲突已从宏观背景渗透到微观经营，企业常被动成为非商业风险的承受者。系统性合规壁垒远超传统的法律范畴，涵盖了数据安全（如GDPR、CCPA）、碳关税（如CBAM）、劳工标准、反商业贿赂等多元规则，且各国规则不一、动态变化，单个企业难以全面掌握。供应链韧性不足在疫情和局部冲突中暴露无遗，如何在全球范围内优化布局，实现“中国+N”的多元化、抗风险供应链体系，是许多制造业企业的核心关切。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青年研究员石少卿告诉中国工业报，全球地缘政治与政策不确定性、东道国法律与税务复杂性、以及知识产权诉讼频发，使得企业极  易遭遇政策突变、合规处罚、融资困难和技术壁垒，单靠企业自身难以应对。

   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高政扬则对中国工业报指出，中小微企业普遍面临汇率避险工具使用难、海外融资渠道窄的困境；大型企业在复杂跨境并购中，也面临资金结算效率低与风险对冲难的挑战。并且创新型企业在海外专利布局、侵权监测及纠纷解决过程中，缺乏兼具本地化经验与中国企业视角的专业支持。

   面对出海企业反映强烈的合规、融资、知识产权等挑战，《指导意见》给出了“精准赋能”的解决方案。《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围绕出海企业反映的痛点、难点问题，推动法律、金融、财会、咨询、数字技术、知识产权等专业机构增强出海服务能力，创新产品与服务方式”。同时，通过在重点国别建立“海外综合服务站”，将专业的服务力量前置到市场一线，为企业建设国际营销网络、应对突发风险提供持续且贴近的支援。

   胡双指出，在合规领域，“海外综合服务站”可以扮演“合规前哨”的角色。它不应只是一个信息门户，而应是一个能提供“合规热力图”的实体或虚拟节点。例如，通过与当地顶尖律所、会计师事务所合作，服务站可以为即将进入或已在当地经营的企业，就数据跨境、税务申报、环境标准等提供“合规体检”和“实时预警”。专业机构则可在服务站的牵引下，开发“模块化、订阅制”的合规解决方案，降低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合规成本。

   在金融领域，“海外综合服务站”可以整合政策性银行、商业金融机构以及当地金融资源，打造“出海金融包”。比如，针对新能源项目，可提供“国别风险担保+项目融资+汇率避险工具”的一揽子服务。专业金融机构则需创新金融产品，如探索以海外知识产权、应收账款、未来收益权等为质押的融资模式，破解轻资产科技企业的融资瓶颈。

   在知识产权领域，挑战在于“保护难、维权成本高”。服务站可以建立重点行业的“知识产权预警与快速响应机制”，与企业共享海外知识产权布局、潜在纠纷和维权渠道信息。同时，推动知识产权服务机构从传统的“申请代理”向“全球资产布局与风险管控”转型，为企业提供竞争对手专利动态监控、被诉侵权时的应急响应等高端服务。

   高政扬认为，通过这些举措，有望推动专业服务逐步实现精准化赋能，帮助企业降低风险成本、提升运营效率。

‘精准赋能’的核心，在于从‘政府有什么就给什么’转向‘企业需要什么就整合什么’，通过服务站这个‘界面’，将分散的专业服务资源，集成为针对特定行业、特定市场、特定风险场景的‘解决方案’。”胡双说。

地方之探 鼓励“首创精神”

   政策的生命力在于落地。《指导意见》特别强调地方的主动性与创造性，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打造“出海综合服务港”和“一站式”窗口，开展首创性、集成式探索。这意味着未来各地政府将不再是简单的政策传达者，而是需要成为资源整合者，将本地产业优势与全球网络相结合，为企业提供从出海筹划到落地运营的全链条、本土化服务。

   石少卿表示，地方在落实“首创性、集成式探索”、打造“出海综合服务港”时，最关键的任务是立足本地产业特色与优势，构建一个精准、高效、一站式的在地化服务枢纽，而非简单复制。

   在胡双看来，地方在落实《指导意见》要求时，最关键的任务不是另起炉灶，而是扮演好“集成商”和“适配器”的角色，其核心任务是基于本地产业禀赋，实现服务的“本土化下沉”与“个性化匹配”。

   胡双认为关键任务有三个：一是深度诊断本地产业出海的“痛点谱系”。不同产业的出海需求差异巨大。例如，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企业关注的是海外建厂的政策、标准与供应链配套；跨境电商企业则更关心物流、通关、税务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地方政府和贸促机构必须首先绘制出清晰的“产业—风险—需求”地图。

    二是构建“一站式”服务响应闭环。服务港应物理或逻辑上集聚海关、税务、外汇、商务等政府部门，以及法律、金融、咨询等市场化服务机构。企业在此能“找到一个入口，解决一揽子问题”，实现从市场调研、投资备案、金融支持到后期维权服务的闭环。

   三是培育本地的“全球化服务伙伴”。积极扶持本地有实力的律所、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咨询公司发展海外业务能力，或与国际化机构建立战略合作，形成一支“懂本地产业、通国际规则”的专业服务队伍。

 《指导意见》提出将走出去公共服务平台升级为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平台，如何有效整合本地资源，并与国家级的“海外综合服务平台”形成联动，避免形成新的信息孤岛和服务壁垒？

   对此，石少卿分析指出，有效整合本地资源，首先要“摸清家底”，将本地优势产业的企业、商协会、高校、科研院所及专业服务机构（律所、会计师事务所等）进行系统梳理与链接，形成服务合力。其次，要利用数字化手段，建立一个集信息发布、需求对接、服务撮合于一体的线上平台，打破部门与机构间的壁垒。

“为与国家级‘海外综合服务平台’形成联动，避免信息孤岛，地方‘服务港’应定位为国家平台的‘神经末梢’和‘应用前端’”。石少卿强调，关键在于建立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机制：一方面，地方服务港将企业共性需求、一线风险信息等“上传”至国家平台，助力顶层设计与宏观决策；另一方面，国家平台将国别政策、海外风险预警、重大项目信息等“下沉”至地方服务港，为企业提供精准指导。通过这种“上下贯通、双向流动”的协同模式，形成“国家统筹、地方落实、企业受益”的有机整体，确保服务体系的整体性与高效性。

   高政扬则建议，可构建“标准协同体系”。参照国家级平台服务规范制定地方实施细则，避免地方服务与国家层面政策衔接不畅；或可采用国家统一标准与地方特色补充的模式，兼顾规范性与灵活性。另外，可开展联合服务模式。由国家级平台提供跨区域、跨国别服务支持，地方服务港负责本地化落地执行，形成国家与地方的协同格局；以此确保服务质量与标准的一致性，真正将地方资源优势转化为企业出海的“加速器”。

安全之基 严守红线

   在支持企业大胆出海的同时，《指导意见》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指导意见》强调要在“守牢安全发展红线”的前提下，通过加强双边合作、提供合规咨询、强化跨国经营培训，引导企业科学制定国际化战略，推动企业实现健康、安全、有序的可持续发展。

   石少卿表示，这套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应推动构建地缘政治风险动态监测与预警机制，依托国家级平台与海外综合服务站，实时跟踪重点国别政策、安全局势与舆情变化，为企业提供精准风险评估与应对预案，帮助企业规避重大地缘冲突与政策突变带来的冲击。

胡双进一步表示，《指导意见》将“安全发展”置于突出位置，是对过去粗放式出海模式的深刻反思。在支持企业开拓市场的同时，这套海外综合服务体系要引导企业从“机会驱动”转向“战略驱动”，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发展”，需在以下四方面发力：

   一是风险识别前置化，嵌入“安全与可持续性尽职调查”。服务体系应引导甚至要求企业在项目决策前，进行全面的ESG（环境、社会与治理）和地缘政治风险尽职调查。这不仅是规避风险，更是创造价值。例如，帮助企业在投资伊始就评估社区关系、劳工标准、碳足迹等潜在风险，并制定缓解计划，这本身就是履行社会责任、建立本地声誉的过程。

   二是应对工具多元化，从“单打独斗”到“集体行动”。面对地缘政治等系统性风险，单个企业无能为力。服务体系可以构建“集体应对机制”。例如，由行业协会牵头，在服务平台上建立特定行业的“风险共济基金”或“集体诉讼机制”；当一家企业遭遇不公待遇时，能迅速启动行业级的磋商与应对，形成合力。

   三是能力建设常态化，变“授人以鱼”为“授人以渔”。服务体系的支持不应仅限于解决具体问题，更要帮助企业建立内在的合规与风控能力。可以通过服务平台组织定期的培训，内容涵盖国际合规标准、跨文化管理、海外廉洁体系建设、危机公关等，培养企业的“免疫系统”。

   四是绩效导向长期化，推广“可持续竞争力”评价。在服务体系的评价和激励标准中，应纳入更多非财务指标，如本地化雇佣比例、社区贡献、技术溢出效应、环境友好表现等。通过表彰在这些方面表现优异的企业，树立标杆，引导所有出海企业认识到，真正的安全源于被当地社会接纳和尊重，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源于与东道国的共同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