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正式印发《关于加快推动前沿技术创新与未来产业培育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措施》），为这座创新之城描绘了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和未来健康等六大方向的技术与产业蓝图。这份文件不仅明确了重点发展领域，更以“发展壮大”、“加快培育”、“加速布局”三个能级对产业进行了精准的梯度划分，并提出了构建多层次金融支撑体系的具体路径。

   此《措施》的出台，标志着上海在前沿领域的竞争进入了系统化、深层次的新阶段。然而，如何精准定义技术阶段并动态布局？如何破除学科壁垒激励跨界创新？政府基金又如何平衡战略导向与市场风险？针对这些关乎政策落地的核心问题，多位产业学者与专家在接受中国工业报采访时进行了深度解读，指出上海培育未来产业的关键，在于实现从资源配置到创新范式的全面革新。

梯度逻辑：尊重技术成熟度，动态调整防“失焦”

 《措施》指出，发展壮大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领域；加快培育第四代半导体、硅基光电子、第六代移动通信、类脑智能等领域；加速布局量子科技、可控核聚变、再生医学等领域。

   政策的精准性，首先体现在对技术发展规律的深刻洞察上。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青年研究员石少卿对中国工业报表示，上海此次对未来产业进行“发展壮大、加快培育、加速布局”的三级划分，其内在逻辑是基于技术成熟度、产业化进程与市场前景的梯度差异。

“对于处在不同生命周期和发展阶段的产业，其需要的政策支持也不同。”远东资信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梁蕴兮接受中国工业报采访时表示，此次《措施》对未来产业建立阶梯式、动态精准的政策框架，旨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系统性推动上海未来产业发展。

   梁蕴兮指出，对于脑机接口、生物制造等技术路径较为清晰、应用落地基本实现的相对成熟的未来产业，政策主要着力点在于支持产业化、工程化和构建产业生态；对于第四代半导体、硅基光电子、第六代移动通信、类脑智能等技术仍有优化空间、市场正处于孕育期和验证期的领域，政策引导的核心是通过拓展应用场景，证明其市场价值，吸引更多社会资本跟进；对于量子科技、可控核聚变、再生医学等面向长远、高度前沿、不确定性更强的领域，政策则主要通过引导早期探索和生态构建加速前沿颠覆性技术创新突破。

   在石少卿看来，这种分层推进有助于精准匹配政策资源，避免“一锅煮”式粗放投入，提升创新效率。

   科技部国家科技专家库专家、高级工程师周迪告诉中国工业报，对于上海这样一个超大型城市而言，精准定义这些技术所处阶段并动态调整布局，挑战在于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和跨部门协同难度大。未来产业技术更新快，难以精准预测技术走向和市场需求变化。同时，超大型城市行政部门和利益主体多，精准定义技术阶段并动态调整布局，需打破部门壁垒，实现信息共享和协同决策，但这在实际操作中难度较大。

   石少卿同样表示，前沿科技发展速度快、国际竞争激烈，技术突破与产业化窗口难以预判，易导致资源错配或布局滞后。此外，创新生态、产业链协同、人才供给等配套体系能否及时响应，也极大影响梯度划分的科学性和调整的灵活性。上海通过设立未来产业基金、建设概念验证平台、打造集聚区等举措，力图缓解这一难题，但如何持续优化动态评估机制、加强跨部门协同，仍是关键所在。

跨界融合：破壁垒易，动“奶酪”难

   未来产业的一个核心特征是前沿技术的交叉融合，其生命力源于跨界，但最大的阻力也往往来自边界。谈及如何真正实现如脑机接口（融合了生命科学、信息科学和材料科学）这样的技术融合，多位专家不约而同地将矛头指向了深层次的制度与利益壁垒。

   在梁蕴兮看来，前沿技术的交叉融合，不仅仅是技术的简单叠加，更是知识体系、思维方式和组织模式的深刻革命。目前未来产业培育面临复合型人才稀缺化、单元孤岛化等困境，因此，要真正培育出未来产业，需要打破传统的学科壁垒和科研组织范式。

   一是要规避传统高校和研究机构按学科划分下的人才流动、资源共享、信息互通障碍，可通过建立实体化的“跨学科交叉中心”、“联合实验室”，打破跨学科人才和知识流通的物理空间障碍。二是要产学研深度融合。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主体打破传统边界，共享知识成果，形成紧密合作网络，打通技术研发——应用落地链条。三是要打破现行以项目制为主的“孤岛式”研究模式，组建跨机构任务导向团队，聚焦特定融合技术。此外，还要加速培养通识性人才，可通过在未来产业领域相关学科设立通识性课程体系，面向青少年培养后备人才力量。

   未来产业具有高不确定性和长周期性，需要优化激励机制，促进未来产业发展。石少卿表示，现行学术评价体系亟需改革，应从“唯论文、唯数量”转向以原创性、突破性和实际贡献为核心，引入代表作制度、长周期评价和多元主体评价，鼓励高风险、长周期、跨学科探索。知识产权分配机制也应更加灵活，建立“权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专利归属和利益分配模式，明确跨界创新主体的权责，激励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深度协作。此外，需完善创新容错机制，允许试错、宽容失败，营造鼓励原始创新和跨界协同的制度环境。

   梁蕴兮同样指出，知识产权制度方面，一方面需要填补前沿领域的赋权空白，建立更具弹性的法律框架；另一方面则要推动知识产权理念从“排他保护”向“协同创新”转变，可通过构建系统性的知识产权共享机制、利益分配机制，引导相关主体打破壁垒，推进创新资源的开放共享和高效利用。

   成立联合实验室、举办跨学科论坛这些“破壁垒”的形式相对容易，但真正要触动现有的科研经费分配、成果归属和个人晋升路径这些‘奶酪’，才是改革步入深水区的标志。“只有打破体制藩篱、重塑评价与激励机制，才能有效支撑上海未来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石少卿说。

基金运作：“母子”联动求广度，容忍失败谋突破

《措施》提出了发挥未来产业基金的引导作用，采用“直接投资+子基金投资”模式。这种模式应如何具体运作，以确保既能通过直接投资抓住战略核心，又能通过子基金网络覆盖更广泛的早期创新项目？

远东资信研究院研究员黄美霖对中国工业报表示，“直接投资+子基金投资”的双轮驱动模式构建了覆盖核心技术攻关与早期创新孵化的多层次投融资体系。

“在具体运作上应重点关注直投基金和子基金的额度比例。”黄美霖建议，可将“未来产业基金”中的20%左右用于直投基金，重点布局具有战略意义的前沿项目，例如可控核聚变、AI大模型、脑机接口、生物医药、天基计算等关键领域。此类技术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社会资本往往参与意愿不足，需要由政府基金直接出资推动，如此既能确保抓住战略核心，又能发挥政府基金的引导作用。

   将“未来产业基金”中的80%左右投向战略性突出、创新性显著的子基金。将大部分资金投向子基金，由专业化投资机构进行市场化运作，可以有效覆盖更广泛的早期创新项目，形成多层次、分行业、分阶段的投资网络。具体操作来看，对子基金进行差异化定位，按照产业方向、技术阶段或投资类型等进行分类。重点关注早期、种子期和成长型创新企业，特别是科研成果的转化项目，在投资策略上强调技术前瞻性和成长潜力。同时，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撬动更大规模的资金，实现对创新生态的高效渗透。

   石少卿进一步指出，可通过战略科学家委员会和科技项目经理人团队研判方向，直接投资聚焦重大战略项目（如可控核聚变、脑机接口等），集中资源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子基金则遴选市场化投资机构，最高出资比例可达50%，构建覆盖早期、种子轮项目的广泛网络，撬动社会资本，实现“以点带面”的生态布局。这种模式既保证了对战略核心的精准发力，又通过子基金网络提升创新触达率，兼顾深度与广度。

   然而，政策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关键在于其是否构建了一套真正敢于并善于“容忍失败”的评估与决策机制，而非简单地追求短期财务回报。应如何评估这些资金对前沿颠覆性技术项目的容忍度和支持效果？

   对此，周迪表示，应建立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如技术创新性、市场前景、团队实力等，定期对投资项目进行评估。同时，关注项目的研发进展、资金使用效率等，根据评估结果调整投资策略。对于前沿颠覆性技术项目，可适当提高风险容忍度，以长期效益为主要评估标准。

   对于资金容忍度的评估，黄美霖认为可从基金的风险承受能力判断，例如对项目设置的容亏率、存续期是否足够长、是否建立风险分担机制、能否容忍项目的阶段性失败等等。石少卿指出，在容忍度和支持效果评估上，基金定位于“耐心资本”，存续期长达15年，可申请延长，并明确“宽容失败、尽职免责”原则，设立容错机制，支持高风险、长周期探索。评估标准不仅关注财务回报，更强调技术突破、产业带动和生态构建等综合价值，通过项目经理团队和战略科学家协同，动态跟踪项目进展，及时调整支持策略。这种机制有效平衡了风险与回报，为颠覆性技术创新提供了稳定、灵活的资本保障。

上市门槛：界定“技术突破”需超越传统财务指标

   对于许多前沿领域的初创企业而言，盈利或许是“未来时”，但技术突破已是“现在进行时”。《措施》中支持“取得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科技型企业上市融资，无疑是一大利好。但随之而来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界定那看不见、摸不着的“技术突破”？

   黄美霖分析道，“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强调技术本身的前沿性以及技术在全球的竞争地位，对其界定和评估应更加注重技术原创性、突破性和产业带动潜力等非财务指标。取得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科技型企业上市评价需综合考量企业的战略属性、技术独创性与先进性、创新投入与转化、产业辐射效应、国际合作与竞争以及科研团队实力等方面的表现，而非仅以盈利状况作为准入标准。

   具体而言，相关部门进一步完善“未盈利可上市”的差异化机制，探索建立符合科技创新规律的上市评价标准，例如以技术成熟度（TRL）、核心专利数量、研发投入强度、创新成果转化周期、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企业数量、国内和国际合作研发的项目数、高端人才引进数量等指标替代传统财务考核要求。同时通过科技、产业、金融等多部门协同评审，确保评判的专业性与合理性。

   周迪进一步表示，对于尚处于研发早期、尚未盈利的前沿技术企业，相关部门可通过专家评审、技术查新等方式，界定和评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具体可关注技术的创新性、先进性、实用性，如是否在核心指标上取得显著进步，是否解决了行业关键难题等。可考虑设立区别于传统企业的上市标准，如允许以技术专利数量、研发管线进展、临床试验结果等作为重要评估依据，而不仅局限于财务指标，以支持前沿技术企业上市融资。

   石少卿则指出，可考虑科技型企业是否拥有高价值发明专利（尤其是能够产业化的发明专利），是否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技术是否达到国际领先或对国家战略有重要意义，以及研发投入强度、团队实力、阶段性成果（如临床试验、产品原型验证）等。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已为未盈利企业设立“市值+研发”通道，要求预计市值不低于40亿元，并取得阶段性成果。

   同时，相关部门已设立区别于传统财务指标的上市评价标准，更适应科技创新规律。如科创板强调研发投入占比、发明专利数量及质量、技术先进性、市场空间等多元指标，并允许未盈利企业上市。2024年还修订了科创属性评价指引，适度提高研发投入和发明专利要求，强调技术产业化能力。此外，新设“科创成长层”，专门服务未盈利但技术有重大突破、商业前景广阔的科技企业，并引入资深专业机构投资者入股作为参考，以市场化方式精准识别优质企业。这些举措表明，上海正通过制度创新，为高风险、长周期的前沿技术企业提供更包容、更科学的融资通道。